幸与不幸：不惟城市的话题

李长声为北京、上海、广州、日本诸多报刊开专栏，是学者，也是作家，或可称学者型作家。侨居喧闹的日本二十年，仿如“一个看客，超然地打量着尘间的事物。有一点诙谐，一点反讽，甚至一点名士气。”（孙郁语）于是那随笔玩儿似的开合性情、练达娴熟已是随心随意，而我最近才得到他的一本新著《日下散记》。说是新著，也不新了，看版权页上是2010年2月出版，至今时间又过去一年半了；我说它新，是因为我还是第一次可以这样集中来读他的文字。这个新，可能就是新鲜。

　　是的，新鲜。这新是新奇，鲜是鲜活、鲜美、鲜明。譬如该书首篇的一个是《东京的胡同》，他这样来起头：“据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我们知道，这是托尔斯泰煌煌巨著《安娜#8226;卡列尼娜》的开头，而写一个东京的胡同，咋能扯吧这么远呢？李长声紧接着说了，“其实，城市也如是。”李长声说，高楼宽街，譬如对于中国人来说，你在中国看就可以了，因为现而今的中国的好些城市看起来跟其他发达国家一个样，甚至更漂亮。言下之意是，既然如此，你大傻帽啊，何以要费尽周折，舍近求远，花那么多冤枉钱瞒天过海的折腾。所以，果然是要来一趟日本旅游，李长声说，“幸福的”表面没什么看头，要转到背后，也就是胡同，那里遗留着落后于时代的“不幸”，才能观光到特有的传统景物。

　　读到这时，你便笑了，这个叫李长声的真是“随笔”“随心”“随意”的可以，把老托的“幸”与“不幸”用在这儿了，并专门拿了中国来比较，这大概就是孙郁说他的“一点诙谐，一点反讽，甚至一点名士气”了。

　　委实不了解李长声，偶然引起我对他关注的，是一年前我偶然读到了他发表在《南方周末》上的一篇文章《畅销之罪》。那文章写的特别给力。有意思的是，他说畅销之罪，没说畅销有罪，但文章论据包括引用的话都如证词，暗里直喻畅销的罪过。文章的开头依然是诙谐的“李氏技法”，说：“我不会唱歌，也不爱唱歌，连《东方红》都唱走调，当年对不起毛 他老人家，现今不知道一个人孑然在卡拉OK单间里我为歌狂是什么感觉，不明白同唱一首歌兴奋在哪里。”这已不是诙谐，而多少有点恶毒，猜想这家伙也就躲在海外大放厥词，若在激情澎湃万众齐唱红歌的国内，怕是要被打屁股的。不过文章很快就讲到了读书，说他不是为歌狂确是为书狂的人，但他不大读畅销书，多半是“偷懒”， 听周围的人都在看，都在讲，听来听去也就恍若读过了。李长声说，何不省下钱买酒喝。而在日本，奇怪的却是以一年里有没有销行百万册的图书、有几种，来衡量出版业的兴衰，李长声觉得，这有点搞笑。他便随手拈来个例子说，譬如2009年出版业绩跌回20年前的水平，可也有一本村上春树的小说《1Q84》，推理加奇幻，且听风吼般大卖，乃至获得出版文化奖，评论出版界就笑逐颜开，这下可有得话说了。然而，残酷的事实是，这只是一个小说家独秀，一家出版社独赢，至于其他三四千家，出书卖不掉，怎一个愁字了得。他认为：“出版的正道是多品种、少数量，百花齐放，也就是文化的正道。同读一本书，把芸芸众生读得很阿Q也说不定。”

　　说到“偷懒”，“偷懒”的人多了。李长声首先想到大江健三郎。2009年底他出版了小说《水死》，那位主人公当作家50年，“奋励努力，没功夫怠惰”。大江是15年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当时担任日本文艺家协会的会长是江藤淳，一大早被堵在门口，答记者问，说自己多年不读大江了，无话可说。这下让全体日本人松了一口气，不然，没读过大江，岂不是有眼不识泰山，所谓“偷懒”是说不过去的。李长声说，“其实，知道大江，表明你有知识；不读大江，或许表明你有常识。”左右都能为自己开销。一个事实是，大江是现代文学的方向，宏大难解的神话和琐碎难缠的私事搅合在一起，包括一枝独秀的村上春树，都被称作纯文学。

　　说到“纯文学”，就要由大江健三郎说到评论家江藤淳，二人起初是战友，后来分道扬镳。他自杀多年了，曾明言：保卫文学（纯文学），最好的方法是不出畅销书，文学书出1万册就够了。这一点，他和大江所见略同，大江也说过：纯文学的读者哪个国家也只有三千来人，而且有这么多，就可以认为那个国家的文化是健全的。

　　大江的意思很显然，就是一本书的销量大致对等纯文学读者的人数，过多或者太少，这个国家的文化和阅读，就需要考虑它可能有些问题了。但这仅仅是作家的认知，不能代表国家的认同，也不能左右读者的追风或选择。你不能硬扯了民众拿钱的手，往哪一种文学里买。与纯文学相对的是大众文学，但“大众”不再风潮，现在流行叫“娱乐”了。纯文学作家单凭一支笔不易为生，惟有村上春树，销量不仅压过娱乐文学家，还可以跟漫画家一争高下。

　　我们来看看纯文学的村上如何牛逼：尾田荣一郎预告2010年3月把漫画周刊上连载的《ONEPIECE》结集第57卷，首印300万册，创出版史记录；巧合的是，那时村上也将出版他的《1Q84》第三卷。小说的书价比漫画贵得多，《1Q84》两卷，半年里倾销二百多万册，估算一下，版税至少进账4亿日元，而韩国购买翻译权出价1.4亿日元，还有其他语种的版本也要与有“发”焉呢，真令人眼红。这世界怕是没得几个“纯文学”作家能与之相比。但是，李长声说，“三岛由纪夫终于没得到诺贝尔文学奖，他预言‘下一个是大江’，但这么卖钱的村上文学，恐怕大江健三郎是不会推荐的。”

　　这话题，有点搅扰人，弄不好会让人感觉是文人的酸不溜秋，是吃不到葡萄的狐狸。因为就有国内的畅销书作家和上座的导演和你叫板，白花花的票子——那可是真金白银——从别人的口袋装进自己的口袋，说什么呢？高雅、低级，经典、垃圾，纯与不纯，赚到手的，才是硬道理。你就是冰清玉洁，貌若天仙，嫁不出去，也就只能做“剩女”。愁的不是人家，而是自己。所以，没有出版人不希望出畅销书，用日本角川书店前老板角川春树的话来说，书畅销，文化就跟来。文化就是跟屁虫。当年角川春树手下有一员干将，叫见城彻，角川春树后因毒品事发蹲了大牢，见城彻挂冠走人，创办幻冬舍，在出版被说成大崩溃的岁月大获成功。得意之余，自己也推出了两本书，介绍出畅销书的秘诀，读来无非抓商机，用机心，变出书、卖书为炒作，李长声说，“为角川春树开创的角川商法又做出‘野性的证明’”。

　　《野性的证明》是森村诚一的推理小说，和他的前一本推理小说《人性的证明》一样，是角川商法的成功案例，即出版图书与改编电影并举，相得益彰。角川春树蹲了大牢，意外的情况出现了，一些作家开始反思和反省，毅然从角川书店撤走版权，例如曾野绫子，她说：角川商法彻底砍掉没销路的作品，早已不再是培育文学的土壤。甚至认为整个出版业都被角川商法带坏，彻底商业化了。这便说到《1Q84》，其畅销固然是文学的胜利，但角川商法式的大肆宣传也功不可没。李长声说：“花那么大的本钱来宣传，一本无聊的书也可能畅销，因为书是消费了之后才悔之晚矣的商品。”而李长声没说，消费了之后悔之晚矣还算是有品性的读者，而有些消费了之后，深受毒害而不自觉，那就是一种罪恶了。一个民族的阅读既需要培养，也需要引导，更需要国家建设良好的阅读生态环境，才能培育出这个民族优秀、卓异、独立、强盛的精神品质和文化风貌。

　　文章写到这，李长声就适时请出了日本的一位社会评论家大宅壮一来概述，他认为出版这个行当是极其特别的，出版社分作两类，一类像打鱼，一类像种地。打鱼要及早发现鱼群，撒下大网，但具有投机性，赶上天不好，往往打不到，就只有破产。这就是出畅销书，发横财暴富。种地则踏踏实实，勤勤恳恳，一锄一铲地耕耘，当然也靠天吃饭(天就是读者)，有好年头，也有坏年头，但一年又一年，基本有收成。种地型出版社的典型，譬如岩波书店。而在日本最大出版社是讲谈社，有民间教育部、文化部之称，是大众出版的龙头。思想史学者丸山真男曾比较岩波书店和讲谈社，说岩波书店所形成的岩波文化是西欧型知识分子支撑的，而讲谈社文化由“次#8226;亚知识分子”支撑，两相比较，当年日本法西斯主义勃兴是因为讲谈社文化战胜了岩波文化！

　　畅销有罪，还是无罪；幸然，还是不幸，李长声觉得大可不必由他来做结论，把判断留给了我们。不独是中国出版业，物欲横流，乱花迷眼，我们还不得闲来进行文化的反思和反省，及至上升到一个关乎民族的由来和未来精神的反思和反省。我们还没有实现物质的现代化，如何来奢谈人的现代化。官场、宫闱、暴力、凶杀、色情、奸淫、自慰、揭秘、宏大叙事、心灵鸡汤、虚无和狭隘的民族主义、赵本山、小沈阳，无度充斥于荧屏和书市，激昂澎湃，甚嚣尘上，所谓坚守人类文化理想和品质的“纯文学”，只好躲在暗房和书库，在灰尘里哭泣。

　　出版社也要活。首先要有钱地活，然后才能有尊严的活。因此说，“幸福的家庭都一样，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而出版社，既知道这“幸”，自然也知道这“不幸”，做人做鬼，做富人还是做穷鬼，你让它们怎样选题、怎样选择。而国家未必知道，即使知道，看眼下的出版市场，也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如果我和李长声再多说，就是杞人忧天了。那么腾出这点功夫，还是来看东京的胡同吧。

　　按李长声的体味，看东京的胡同，那么可观的东京就是随笔的，而不是散文的；李长声说，“散文多是要抒情，走马观花也不妨感慨一番，而随笔需要有趣味，寻寻觅觅，拿出些历史的文化的东西给人看。”而这随笔式的东京不是李长声的，李长声说，是永井荷风写出来的。

　　李长声介绍说，永井荷风曾出洋几年，归来见明治新政府只顾物质上的富国强兵，好端端的东京失掉了江户市街的静寂美，又比不上具有音律性活动美的西洋市街，内心不快，甚或嫌恶，当然也无可奈何。那么万般纠结下自己该怎么办呢？于是拿一把黑阳伞，趿拉着木屐，走街串巷，寻找捡拾东京叫江户的那些年代的遗存，并写成随笔，为日后留下历史的存档和谈资。他的散步终于成为了一种文学行为。其实他的内心也充满矛盾，闲走闲看，乃至彷徨，赶超欧美的新时代展现在大街上，旧时代的风景残留在胡同里；他四处游走到远方散步，出行时也要乘坐奔驰于市内的现代化电车，等等。就是在这样情绪情结交着中，完成了他的东京散步记《日和木屐》，印行于1915年。

　　这样一本小书，在当时可能不足为奇，像一朵悄然开放的小花，像一个人的喃喃私语、微笑、忧伤、叹息。而接下来，我们惊恐地看到了东京的关东大地震、美军大空袭，以及1964年的东京奥运会！而东京奥运会是从彻底破坏在战后废墟上复兴的东京市街开始的。自1960年日本勃兴建筑热，东京整个笼罩在尘埃中，待尘埃落定，一切都完全变了。

　　漫天的尘埃掩埋了旧日的街市和风景，那一朵悄然开放的小花《日和木屐》却从尘埃中冒出来。幸哉，还是不幸？如今到东京旅游，果然按李长声说的来看东京背后胡同遗留的落后于时代的“不幸”，一半是在胡同里悠游，一半是在永井荷风是文字里穿行。三岛由纪夫评说永井荷风和他这些文字的魅力，“在于用最优雅的文章写最低级的事情，用最都市化的文章写最粗鄙的事情。”

　　望着我窗外漫天飞扬的尘土，建设工地的摧枯拉朽，高楼林立的气派轩昂，伟大时代的昂首阔步，此时的中国是否也如当年的东京，正经历一场变革之痛狂热之病建筑之殇，羞愧和慌张的是，谁来做中国的永井荷风，孤独一人，拿一把黑阳伞，趿拉着木屐，走街串巷，闲走闲看，乃至彷徨，寻找捡拾过往年代尚为被摧毁、覆盖和夷平的生活印迹和文化遗存，并成为文学的一次私人散步。

　　那么说到这，所谓李长声借喻的“幸”与“不幸”，已不惟是城市的话题，也不惟是出版的话题。是什么呢？来做一次永井荷风，绕过城市，转到背后，到那些“胡同”里，我们兴许会找到一些人类时间和空间意义上的，优雅或者低级、现代或者粗鄙、伤感或者温馨的句子、词语、表意或表述。

一、2000年十大经典书籍回顾--旧文敬献爱书之友

题记：这是2000年为天极网站写的书评，重新贴出希望能以此结识几位好书的朋友，不关心商时代人文之人请见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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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序言:让健康拥抱世纪美丽！　

　　随着2000年钟声的敲响，我们进入了人类的新纪元，进入了人们向往已久的网络时代，或者说是知识经济时代。这个时代里，知识将是最主要的社会资源，智慧的力量也将会更加强大…… 是的，这些都是不容置辩的事实，没有丝毫矫情，更没有一点造作，因为我们都实实在在地活着——我们是新时代的人，我们必须用健康文化来推动时代的前进！　　而如今，我们所生存的人文环境又是怎样一种状态呢？看看2000年十大经典书籍回顾吧，同时也不妨来点思索…… 看看生活在千禧年里的我们是在用一种什么样的姿态来拥抱时代的美丽，再看看新千年的文化领潮者们到底还有那些地方需要去加以完美的……

　　《晃晃悠悠》：思想堆积的精品

　　　　小说以“玻璃情人”阿莱为主线索，结合现代都市的文化形态，书写了一段极其真实的岁月。文中描述的爱情如同某部电影里的冬夜场景，用“泡在酒水、友情、恋爱和肉体”的亲密编成了一张无时也无处不饱含冲动的动态思维巨网——网中无聊与快乐，清醒与迷惘，激动与失落觥杯辉映，读起来让人疯狂也心醉至极。

　　　　此书是刚过而立之年的石康先生的近年力作，其间他个人较为明朗的“剧本”式文风，则又让人们感觉无比的立体和平实。在他的精心安排下，由“校园、城市、酒馆、游泳池以及某一个房间”引出的无数个夜晚，总能让人感觉如同身临其境。在读者口味百般挑剔的文学市场里，石康此番总算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众口皆调”，也算是一种不小的成功吧！

　　　　因为凄楚，同时也因为情节的叠加太过频繁，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晃晃悠悠》是一部晦涩的人文巨著。看似毫无所指地表述，实际上却无处不在设疑。因此，粗读此书会感觉清新明快，细读此书则会感觉沉重凄凉。

　　　　由于故事背景的灰色成分太重，对于此书，目前评论界谓其“哀鸣”之声不绝于耳，更有甚者部分人士还将其归类于无病呻吟的“垃圾文学”，而对于其市场的过热表现，人们则大多将其归功于“颓废至上”的主流人文思潮。

　　《尘埃落定》：憾人心眩的民族文化巨献

　　　　“一个声势显赫的康巴藏族土司，在酒后和汉族太太生了一个傻瓜儿子。这个人人都认定的傻子与现实生活格格不入，却有着超时代的预感和举止，成为土司制度兴衰的见证人……”这就是《尘埃落定》的情节脉络。

　　　　读过《活着》的人都知道，《尘埃落定》无论是在情节结构还是行为风格方面，都没有太多的新意。因此，如果非要说此文章的个性化价值，那就是他独特的民族文化解析愿望和他辛酸刻薄的影射手法，比如：“书记官说，他们不理解你是个傻子吗，这就是傻子的好处，好多事情伤得了平常人伤不了你，我想，也许，情形真是如此吧。”“总而言之，我们在那个时代订出的规矩是叫人向下而不是叫人向上的。骨头沉重高贵的人是制作这种规范的艺术家。骨头把人分出高下。”……等等，这些都无一不对人性的生存文化提出了尖刻的批评。

　　　　相对其他民族文化巨著来讲，该文情节以及内容上的生动则可能是它的市场亮点，好比它提出的诸如“土司”“头人”“科巴”“喇嘛”“迦那”“师爷”等文化概念，以及“踏娜”“桑吉卓玛”“索郎泽郎”等人名都带有极强的民族色彩。当然，这可能和作者阿来的生活角色以及其母体文化有着很大的关联——阿来生于四川西北部的阿坝藏地区，他履历上的马尔康县则是地地道道的“四土”统辖区。

　　　　因此，走过《旧年血迹》的辛酸创作历程，对“土司”文化有着深刻感悟的阿来来讲，能通过此书来实现其“诠释民族文化”的创作愿望，实际上也是一种莫大的成功。

　　《三重门》：理想社会中的畸形缩影

　　　这是一部公认且也名至实归的社会讽刺性作品，小说选择“文科价值”为申诉点，以“林雨翔”“马德保”为申述对象，反映的社会面极窄，故事情节也较为平和。然而，尽管如此，如果单从社会轰动效应上来给作品定级的话，《三重门》仍然可以算是近年文坛非常经典也非常成功的写实类作品之一。　　该书的实际销售状况和发展走势，目前还不太明朗，但从该书面市以来一直处在“文评”焦点这一现象来看，该书的社会影响力还是非常巨大的。从舆论面上分析，该书的轰动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作者韩寒社会属性的讽刺意味，二是中国早前以至现下的教育制度也都确实地存在着一些不尽合理之处。　　作者韩寒,十七岁，现就读于上海松江二中高一。1998年“新概念”作文大赛初赛两篇作文入围（《求医》和《书店》）。决赛《杯中窥人》获一等奖。1999年三月韩寒开始写小说《三重门》，小说出版后，深得读者喜爱。但其成绩一落千丈，被迫退学，此事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大都为其前途感到忧虑。　　通观韩寒的个人履历，我们一点也不难为其作品猎涉生活的相对浅薄找到现实依据，我们甚至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其文笔老练，语言犀利。而且，其处处流露出的反叛精神，比如，他个人为此书所作的“凭什么主人公思想斗争时非要正值窗外左打一个雷右闪一个电？”“凭什么若干年后分手的双方一定会在霓虹闪烁的街头重逢？”“公厕门口就不可能控上了？”……等等注释，无一不发人深省。

　　《饥饿的女儿》：脆弱人文下的个性展望

　　　　小说描写的是荒唐时期的重庆。主人公“六六“，出生于“饥荒”正酣的六十年代初期。“攻击本能”与“性本能”的原始存在与残酷威逼，让她没有选择也极其自然地滋生了多重饥饿。 “‘一根扁担两根绳子’挑着家庭重担又饥又累的母亲和另一个只拥有一副贫穷的肩膀的年轻男人的私生女”这一特殊身世，为故事强加了无法抗拒的现实注脚，“让‘历史老师’的性充塞于自己的身体，以填补那一恐怖的、虚无的、绝望的饥饿的深渊”这一时代人文缩影，则淋漓尽致地宣泄了该时代的空虚。

　　　　作者虹影，一九六二年生于重庆。曾在北京鲁迅文学院、上海复旦大学读书。1981年开始写诗，1988年开始发表小说。后长期旅居海外，目前创作成果颇丰。可能是由于同时具有“写实”和“灰色”的原因，《饥饿的女儿》一经出版，便赢得了社会的极大反响，其中则以英国、台湾为主的海外人士为最。对于该书，舆论界一致认为这是“一部投析人文曲解人性的佳作”。然而，结合该书过于夸张的“灰色”成分以及略显浮躁的渲染手法，笔者还是以为：尽管虹影确实对“苦难时代”的描绘可谓准确和具体，对“六六”令人叹息不已的人物描摹与感受确实让人读来“愤然“之时，也牵动了人性固有的“悲悯”情怀，我们依旧还是不能不说——目前业界之于它的一些评论，还是存在一定“人为拔高”嫌疑的！

　　《怀念狼》：压抑与张扬的文化沉思

　　　　与《废都》《高老庄》等贾大作家的近年代表作品相较，《怀念狼》不仅是一部选题上的创新之作，也是作者直面现代人文的真实心声：猎人、记者、烂头在为商州尚存的十五只狼拍照存档的差途中，血光之灾比比皆是，妖夭奇遇？然丛生，诡事异象迭出不穷……这就是该书的故事梗概。

　　　　贾平凹是中国文坛的一大奇人，并不是因为他“巨著”不断，而是因为他之于创作形式上的创新总能走在时代前面。好比他初期关于“石头”的一篇经典散文，无比清新纯朴，到了《废都》时，文风就已经非常散漫了，再到这部被业界公认为“叙述无羁，寓意丰饶”的《怀念狼》，总能让人们感觉到一点创作上的新意。

　　　　贾大作家自己也声称《怀念狼》是其千年大作，而且多次强调“苦著三年，历经四次修改后完成……”。对于此书，当前的主流评论将其称为“一阕寻找天人合一的祈歌”，民间评论则将其比喻成“一部充溢着伪英雄气息的‘萎君子’主义作品”。对此较为尴尬的舆论态势，我想它和贾大作家的文坛地位，主流读者和作者之间客观存在的“隔代人文”都可能有着一定的关系。　

　　《千年一叹》：跨越世纪的文明大展　　《千年一叹》是余秋雨先生千禧之旅的心血之作，是《文化苦旅》到《霜冷长河》的风格延续，也是他作为颇富盛名之“旅行作家”的最新文明探索成果。由于书内文章在一定程度上趋就了“散而不晦”的行文风格，往往容易让人较为轻松地在游历四大文明遗迹的同时，了解文化的变迁和内涵。　　《千年一叹》以内容轻松、翔实和美妙，一举征服了读者，因此赢得了较好的市场效应和舆论支持。从西奈沙漠、戈兰高地、伊朗山脉，到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印度河……该书描绘美丽风景的同时，也从时代人文探索的角度发出了感人至深的疑问和感慨 ，让人在“美”中也不时感到一丝淡淡的忧伤和疑重。　　《千年一叹》在国内上市，几乎赢得了一致好评，在销售上也创造了“正版开印就有25万册”的好成绩。对于这，笔者以为：这主要是该书文风非常独到地迎合了“以人为本”的时代主流人文。当然，围绕余秋雨近来越炒越热的“封笔”和“盗稿”事端，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水到渠成”的推动作用。而至于此书很少引起非议的原因，也并不是说他的这部书对时代人文的贡献有多大，而是因为此类缺少生活背景“疑点”的人文探索性文章，本身就几乎没有为读者预留个性的“释放”空间。　

　　《麦田里的守望者》：资本主义人文的刽子手

　　《麦田里的守望者》是美国小说家塞林格半个世纪前的经典作品，也是其个人的成名作。小说以细腻的笔触和腻烦的情绪描写了一个中产阶级子弟的苦闷、彷徨的精神世界，真实地揭露了资本主义社会精神文明的实质。小说以一个青年的口吻叙述全文，让人读来亲切感人而真实。文章一开头就充满了因抱怨而滋生的“火药味儿”：你要是真想听我讲，你想要知道的第一件事可能是我在什么地方出生，我倒楣的童年是怎样度过......　　在美国，该书很早前便已编印成正规教材，成了中学生们的必读课本，可见其社会影响力的巨大。该书引入中国也有数年时间，只是由于编译质量不稳定和推广不力一直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从近年来的舆论热度来看，该书的读者群以在校或离校不久的高等院校学生居多，而且大都反映“耐读，而且社会启示意义深刻”……　　从字面上来理解，该书无疑是一本“颓废”的作品，因为它无处不散发着“高菲尔德（Caufield）的沮丧”气息。因此，读者们大都认同此书的价值，极可能和作者的传奇经历有关：塞林格1919年出生于纽约城一个富裕的犹太商人家庭，15岁时进宾夕法尼亚州一所军事学校住读，1936年毕业。1937年去波兰学做火腿，不久回国继续读书，先后进了3所学院，都未毕业。1942年从军，经过一年多专门训练后，派赴欧洲做反间谍工作。1946年复员回纽约，专门从事写作。1951年《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一举成名的他隐居新罕布什尔州一乡间小屋中，外筑高墙，离群索居，成了著名的遁世作家……这多少能让人感觉到一点较为真实的悲痛。 　　当然，这本书能在以传统文明的中国收获如此良好的反响，很可能还有着另类文化形态的“启示”原因——比如，美国人与我们迥然而已的世界观和人生观！

　　《上海宝贝》：现代都市的畸形挣扎

　　　　也许作者卫慧本身就是为了写实畸形，也许她原本就想通过写作来宣泄现代都市人文的浮躁，当然也可能是她想在“畸形”与“浮躁”中寻找更有价值的生命真谛——《上海宝贝》一书，无处不充满着畸形与浮躁的表现：男主人公天天近乎酷似偶像剧中的白马王子，却是一个历经畸形家庭伤害的“性无能”， 富孀马当娜是一个以包男妓为乐的“烂女”，处处高贵优秀的表姐朱砂竟然因无性而离婚，德国人马克和女主人公前任男友叶千则象极了为“性”而活的“社会人渣”……等等，让人感觉荒唐也突兀之极，发人深省也让人鄙夷！

　　　　也许这个只属于商业的时代本身就是浮躁的，也许现在所有的人内心都在渴望浮躁，当然也可能是这个时代在期待着——在浮躁的观望中把“健康”找回来，《上海宝贝》一书的市场效应一直以来都着实不错：评论界一律以“前卫”概之，民间舆论也大多以“精彩”呼之。

　　　　再回到书的本身，经过精致包装尤其是印上了“一部半自传体小说”的《上海宝贝》，肯定已经不再是一种单纯的思想，而是一个让人发烫“情爱商品”：人们无论是从图书馆的书架前走过，或者是略过旁人捧读此书的痴迷，总不免滋生一丝窥探“卫慧隐私”的念头——也许这才是《上海宝贝》的热销秘诀吧！

　　　　同样的，经过商业包装且冠以了“著名晚生代作家”的卫慧，也不再是1995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那个女孩了，她近年出版的《蝴蝶的尖叫》、《水中的处女》、《象卫慧那样疯狂》、《欲望枪手》等小说集，已经部分被译介入美国、德国、日本。

　　《哈利波特历险记》：美丽的祭坛

　　　　《哈利波特历险记》自推出以来，就被人们定义为一部实实在在的童话小说。书中“波特”不顾佣人精灵多比苦口婆心的劝诫，执意返回了危机四伏的霍格瓦彻魔法学校。恐怖袭击事件在原本平静的校园内不断发生——专抓捣蛋学生的费驰管理员的爱猫被倒吊在走廊的火把柄上，墙上还写着“秘室之谜已被开启”几个血红色大字。一年级新生柯林和学校的鬼魂不知何故也瘫倒在楼梯扶手旁。荷米恩（哈利的好朋友）也被袭击，躺在病床上昏迷不醒，而这一切似乎都密切关联着那个密室……

　　　　该书的情节结构非常的自然而又紧凑，离奇的色彩不仅给人们留下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又让人们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些疑问。行文情节紧凑，语言俏皮，内容丰富，不仅让人们深深感受到了童话的魅力，也告诉了人们许多许多的人生哲理。

　　　　有人说，该书的文风与立意，可能和作者 J.K.罗琳的性格有着很大的关系。现年34岁的罗琳自小喜欢写作和讲故事，非常热情积极和大方。她个人身称：哈利.波特是她10年前，在前往伦敦的火车旅途中，看见一个瘦弱，戴着眼镜的黑发小巫师一直在车窗外对着他微笑时的一个“突发奇想”——而把哈利.波特成文后推广则是为了宣言一种美丽。

　　《雨衣》：虚拟世界里的另类寻根

　　《雨衣》简体中文版是在今年9月份“痞子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推出的，由于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7-ELEVEN之恋》的市场基础，《雨衣》刚一推出，便受到了国内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而痞子蔡作为“网络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其地位也日渐稳固。

　　　　《雨衣》简体中文版是在今年9月份“痞子蔡”获得博士学位之后推出的，由于有了《第一次亲密接触》《7-ELEVEN之恋》的市场基础，《雨衣》刚一推出，便受到了国内青少年读者的热烈欢迎，而痞子蔡作为“网络文学”作家的杰出代表，其地位也日渐稳固。

　　　　《雨衣》是痞子蔡以第一人称手法书写的又一部凄美都市言情小说，文中幽默生动地讲述了主人公“蔡智弘”与学妹“浅仓雨子”的一系列爱情奇遇和爱情哲学。

　　　　对于《雨衣》的出版，专家们的评论大多还是象以前那样以网络文学“诙谐轻松”一言蔽之，民间评论者们也还是“浅薄、粗疏”地不以为然——而笔者却以为：该书在故事选材和背景选择方面已经越来越倾向于“社会文学”了，因为在虚拟的情感描述中，其隐含着一种较为明朗的“寻根”情怀。好比，以旁白出现的“其实历史人物的评价，常常有主观的好恶情感，很难有客观标准，而且有时还会掺杂民族性这种复杂的因素。”，就确实已经蕴涵了作者较为深刻的社会主张和人生哲思——对于痞子蔡“渴求在虚拟情感世界里探询文化真谛”这一创作愿望存在的可能性，笔者的主张或依据则是：业已走过31个春秋，而且已获水利工程博士学位的蔡智恒，其社会责任感和思维理性程度应该是不让人下的。

　　求完美，更求无愧我心。所以，我主张积极、认真、进取和时尚，并崇尚杰出的每一个点滴......

　　在成熟的合作中，分歧的存在是必然的，因此成熟的双方——有诚意地交换意见十分重要，否则共识就只会离我们越来越远了。

　　所以，我说：努力吧朋友，但愿我们能一天天离幸福更近一些！